消失的金融机构：安邦包商事件背后的逻辑(2)

下一步金融去产能的重点有两个：一是行业逐步拓展到金融机构的核心圈层，包括一些大家认为很优质的行业，比如基金、券商等。二是形式逐步从温和去产能升级到激进去产能。很多人觉得金融机构是铁饭碗，不可能去产能。但历史告诉我们，覆巢之下无完卵，任何行业在激情之后都逃不了出清的厄运，只是出清的方式不同而已。结合历史经验，金融去产能的方式不外乎四种：

第一，最温和的方式是降薪。金融业和工业最大的不同在于轻资产、重人力，在业绩下滑的时候，工业企业可以出卖固定资产，而金融业只能压缩人力成本。对于很多国有机构来说，不能直接裁员，只能通过降薪来降成本，变相去产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金融业私人报酬支付及公司雇员报酬总体由2015年的445亿美元下降到352亿美元。而2016年四大类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却由2015年的607万人上升至640万人，表明虽然很多机构还在由于惯性扩张人员，但人均薪酬其实已经下降很多了。

以最早暴露问题的银行业为例，不管是高管还是基层，薪酬都明显下降，尤其是一些股份制银行和中小型银行，过去那种躺着赚钱的日子早就结束了。比如浦发银行人均年薪从2012年的20.6万元一路下降到2016年的12.6万元，每年下降3.1万元。光大银行前些年还不错，但2016年也开始大幅下降，人均年薪较2015年下降将近10万元。中信银行人均年薪在2015年之前稳定在20-25万之间，但2015和2016两年仅有13.5和13.9万元。受限薪影响，高管薪酬的下降更为明显。再加上2015年“限薪令”的影响，大部分银行高管年薪几乎“腰斩”。比如工行董事长总薪酬从2013年的113.9万降到54.68万，中行、建行、交行等一把手的税前总薪酬均从七八十万降到50万元以下。浦发银行董事长吉晓辉2015年的税前总薪酬更是较2013年、2014年下降50%以上。

第二，相对温和的方式是减员。比降薪更有效的方式是减员。中国虽然是一个不太能容忍裁员和失业的国家，但中国式的减员并非没有先例。最激进的就是90年代的下岗潮，在几年的时间里，国企在职人数从1997年的1亿人以上骤降到7000万以下，几千万人被“减员”。对金融业来说，由于机制相对市场化，减员更为激进。目前减员比较多的集中在证券公司，因为证券业在扩张之后最早暴露了风险，2015年的股灾让很多券商遭受重创。从2016年5月方正证券内部宣布裁员之后，有几十家券商都在内部做出裁员预警或通知。

我原来所在的券商分析师行业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持牌分析师都需要在证券业协会备案，根据证券业协会的统计，2011到2014年间，持牌分析师从不到2000人增长到2866人，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掉到了2621人。大量卖方分析师离开这个行业，有的去上市公司做实业，有的去创业，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和过去传统工业那样的产能过剩。

第三，相对激进的方式是重组。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不仅适用于实业去产能，也适用于金融去产能。一种是兼并，比如现在的申万宏源，就是三家证券公司重组来的，“申”是申银证券，“万”是万国证券，“宏源”就是宏源证券。90年代末，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先合并。2014年，申银万国证券又与宏源证券合并，这是券商里最大的联姻了。还有一种选择是重组，比如当年的南方证券。2004年，因挪用80亿元客户准备金和巨额亏损，证监会、深圳市政府宣布对南方证券实施行政接管。2005年，南方证券重组成为中国建银投资证券，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最极端的方式是破产倒闭。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老师说过一句话，“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是让风险暴露，允许金融机构破产。”很多人可能对金融机构破产没有概念，尤其是觉得银行根本不可能倒闭，但事实上，不管是证券公司、信托公司还是商业银行，都曾经发生过破产倒闭的惨剧。

倒闭的非银机构里最有名的是君安证券和广国投。1999年1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于资不抵债向申请破产，成为中国第一例非银金融机构破产案。当时主要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一大波信托公司倒闭。我看了下数据，1997年的时候中国有242家信托公司，现在只有68家，其他大部分都破产或者被叫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