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战法(2)

　　《中外管理》：华为并不是第一家起诉美国政府的外国企业。几年前俄罗斯卡巴斯基软件被美国政府禁用后也提出过类似诉讼，但最终输掉了官司和后续的上诉。您觉得华为赢的概率有多大？

　　邓学平：华为起诉美国政府显然不是一时兴起的冲动行为，肯定有跟相关法律专家认真研讨过。因为美国联邦法院有违宪审查权，肯定会受理这个案子，但是，会不会胜诉，现在很难说。

　　在美国有一个惯例，叫外交行为和国防行为。外交行为属于政治行为，它是不可诉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属于政治权力，属于行政权，司法权就不能干预行政权。

　　华为目前起诉的，并不是指责美国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与服务，而是起诉这个法案的立法程序违法，这是从法律程序的角度出发的。就是说质疑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行为在法律程序上是否符合宪法确定的正当程序原则等。

　　进一步说，即使华为最后可以把这个法案推翻，但是美国政府如果使用新的理由指控华为妨碍国家安全，再出台一个决定的话，那么这种行为，在司法上是不能进行实质性审理的。之前三一重工也和美国政府打过官司，最终胜诉，就是胜诉在法律程序上。美国宪法有正当程序原则，所以对程序正义非常重视。

　　《中外管理》：继孟晚舟提起对加拿大政府的民事诉讼后，华为又决定起诉美国政府。无论是华为公司，或是孟晚舟个人，您觉得此举战略意义更大还是实际意义更大？输赢对华为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邓学平：就起诉美国政府来看，这件事对华为来说，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同样重要。华为维权就是依法维权，现在起诉美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这次顺利的话，其他国家以后再有类似的行为，华为就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在遭遇不公正对待的时候诉诸法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与担当。华为起诉美国政府不能理解为仅仅是一场公关秀，它如果打赢了，就有机会重返美国市场。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之一。华为如果能重返美国市场，对它的全球化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当然，如果打输了，最多还是维持目前这种状态，也没有变得更糟。

　　《中外管理》：2018年发生的中兴事件至今仍是国人抹不去的痛，您觉得华为跟中兴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学平：中兴是因为美国认为它违反了对伊朗的一些制裁禁令，认为不合规，所以要对中兴进行行政处罚。最后中兴妥协接受，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合规监督团队，此事算就此结束。

　　华为是市场准入问题，与中兴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如果美国通用汽车在中国销售汽车的某些行为违反了中国的相关规定，中国政府则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而华为事件就相当于中国政府不允许美国的推特或者Facebook进入中国市场。一个是市场准入问题，一个是行政处罚问题。当然，中兴没有起诉，而华为则是主动对美国政府发起诉讼，两件事不可简单比较。当然，华为敢于起诉，和华为的技术储备实力及华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密不可分。

　　华为采取符合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无论官司输赢，至少能把实际的情况公开向外界传递出去。即便华为最终输掉了官司，至少可以向外界证明自己没有做过任何违反美国法律的事，从而消除外界对华为的“恐惧”心理。输赢虽然很重要，但决心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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