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3)

逃离“家庭主妇”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

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逻辑，大体可称之为“有权者的单边主义”：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你的难处。所以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企业也类似：“是我在挑你，你不愿自有下一个”，等你入职了，最常听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结果，不要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担子被层层转包，直到最弱势的那一方无可推卸挑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也撂挑子了。

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能，很难指望每个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况下还能自觉自愿去做一件对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国外这些年来在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设计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首先给企业补贴因女性员工孕产假、哺乳假等带来的损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资则由社保解决；其次，让父亲也享有陪产假和育儿假（在丹麦是2周+32周），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因为男性也休产假，那么雇主就不会因此而不愿意聘用女性了；最后，给儿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儿园、小学入学予以学费减免。总之这都是为了尽量让人觉得“生孩子并不需要我个人做出难以承受的牺牲”。

但这些政策管用吗？很遗憾，在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尽管你可以说，如果不这样，会下滑得更快。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开支，这只是能帮助那些想生的不至于“不敢生”，但对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则毫无办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呼吁重视少子化问题时，坦率地承认：“很遗憾，我自己也没孩子，但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为那些想生的人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

日本生育率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本，尽管政府近些年来再三推出鼓励举措，但年轻人别说生孩子，连谈恋爱的意愿都在下跌；而韩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绞尽脑汁，花了几百亿韩元，结果却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至于中国各地这两年为鼓励二胎推出的一些举措，更被网上嘲讽为“玛莎拉蒂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因为这些政策出发点本身，都是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她们毕竟很少真的只是为了响应这些政策号召就去生孩子。正如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所说的，“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样，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边界”，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强调“鼓励生育”，生孩子本应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自主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束手无策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生育率就只能不断下滑而不可逆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那人类整体的命运也只能是自然灭绝了。

历史上并非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育率的提升。在二战前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一代”，一举逆转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但到1950年代却平均生3.2个孩子。这并不是因为新移民带动（何况此前美国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而只是因为当时在战争和繁荣所激发的情绪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当时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下，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团结是成功的、健全的个人生活的标志；195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没有孩子被认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