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当代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2)

　　然而在大学学位是成功先决条件的今天，那些更有天赋的孩子转而在社区之外求学，最终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实现自我隔离，而那些天赋稍低的孩子则被那些好学区的高生活成本排斥在外。在他们光鲜亮丽的禁地中，那些成功者构建了一个精英体制，让他们的后代 ——也几乎只有他们的后代——取得成功。

　　科利尔也讲述了同样的英国往事，人才和国民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向伦敦集中，只留下那些充满沮丧和愤怒情绪的社区。然而正如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贾南·加内什（Janan Ganesh）指出的那样，这些都市精英如今都发现自己“和尸体绑在了一起”。

　　而拉贾则将精英体制视为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产物。但我怀疑这种状况可能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毕竟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早在1958年发表了其充满先见之明的反乌托邦著作《精英体制的崛起》。事实上科利尔和我都是最早那批英国精英的一份子。正如杨预测的那样，也是我们这群人为后代人开创了这个体系，同时不断颂扬它的美德。在我从小长大的苏格兰，当地的社区人才，知识分子，作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们都纷纷离开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或者直接放弃了对大型市场企业的抗争。我们都因此而变得更加渺小和匮乏。

　　像拉贾一样，我认为社区是精英少数群体占领市场和国家的牺牲品。但与他不同的是，我怀疑强大的当地社区或地方主义政策（无论是否具备包容性）究竟能否解决我们的困境。精英体制的神灵早已无法被收回魔瓶里了。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